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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的经史之学那里，先秦有两大社会政教的结构性巨变：一是帝王之别，即“官天下”（或“公天下”）与“家天下”之别，或禅让与世袭之别；二是周秦之变，或谓封建与郡县之别。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帝王之变是与尧舜之帝道和三代之王道的区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周秦之变奠定了持续两千余年的传统中国之政治与文化的基本形态，那么帝王之变，则不仅意味着早期中国历史的两个时代，更直接关涉到对中国文明开端及其根本精神的理解。
制度本身不能仅仅归结为少数人的凭空创造，而是因于特定的历史情势，一步一步地积渐演化而成的。它受地理、民族、传统、战争、时势等多种因素对于周代制度形成的影响，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领袖人物的积极作用。
历史研究的意义究竟是在通过历史事件及其过程来阐发人的作为、权能及其界限，还是在完全离开历史主体而设定一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殷、周本是各自并行发展的方国，殷有天下之后，周成为殷王朝的属国，而经历了古公亶父（太王）、季历（王季）、文王、武王、周公若干世代的经营，终于通过牧野之战而诛纣，通过平定武庚、三监之乱而克殷，通过践奄等而得以征服东夷部族，通过营建东都而“宅兹中国”，由此真正“有天下”。
“小邑周”靠团结其他小邦国最终力克“大邦殷”，同时在“小邑周”变为“大邦周”也必然存在这个问题，而这正构成了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背景。作乐是制礼的补充，而制礼才是核心，它是从实践层面对上古政教进行总结而建立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的文教制度，从而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礼周制也是在殷礼殷制上量体裁衣，变的那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可以反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或者说的小一点，当时食肉阶级所面临的问题。
在传统经学上，五帝以禅让而“公天下”，是对“家天下”的超越，但据现代考古学的发掘，所谓五帝都是食肉阶级，甚至更有可能是同系族人，这样所谓的“公天下”就变成了氏族内部的“血亲禅让”。
和殷制的“兄终弟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殷制“兄终弟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某一位在位时间很长，熬死了所有的兄弟。二是，兄弟太多，轮不过来。所以，根据现在考古的发掘，所谓“兄终弟及”从某一时期开始就只在嫡系之中进行，这可能是三代及以前与殷制的不同。
制度的变更为的是适应当时的社会及生存状况，三代及以前，大都是小氏族，小氏族要生存，必需要求有一个能者来带领，所以需要同族之中选举一个能者保证氏族的生存。到了殷商，氏族依然存在，但已经产生了大的氏族，他的生存问题基本得到了保证，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氏族内部的混乱，所以最终导致王者出于一脉，出于嫡系。
殷商到了大甲这一代，对周围的氏族已经具有了宰治的能力，最终形成了传嫡子的制度。无论是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两者均可以保证殷商统治的“家天下”性质，即无论采用弟及的方式，还是采用子继的方式，最重要的是统治权力在商代王族的内部进行传承，这是“家天下”的边界，也是选举的边界。但恰恰是在“家天下”的架构下，在家族内部向着“选贤进能”开放。
周在成王以后采用嫡长子继承制，不仅仅是由于其彻底地克殷，更重要的是，其统治的技术与王朝的能力大大提高，通过封建、宗法等措施导致了统治结构对社会结构的改变，从而使得在成王时代，甚至直到西周的中期，外患已经不是政治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了。《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
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出身等天定的标准确立传位的原则，一旦确立为制度后，在统治集团内部一般不会引发争位的危机。嫡长子本身定之于天，就势必有一个风险，即嫡长子可能是无德的、不贤的，由此而缺乏领导的能力与品德，这样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在政治共同体遭遇外部秩序威胁大于内部稳定的情况下，就是无力的。出身、血缘等前定因素主导了继统法之后，能力与品质反而不再重要，侧面可以看出统治的稳定，内部混乱是当时统治阶级面临的最大问题。
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云：“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故天子、诸侯之传世也，继统法之立子与立嫡也，后世用人之以资格也，皆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古人非不知‘官天下’之名美于‘家天下’，立贤之利过于立嫡，人才之用优于资格，而终不以此易彼者，盖惧夫名之可借而争之易生，其敝将不可胜穷。”这是一个很好的概括，制度是因时因地而生的，他总在迭代，会进步也会开倒车，但底层的逻辑是不变的，部分人要更稳固的生存可能。
